明朝南北榜案港陆证券，又称春夏榜案、刘三吾舞弊案、南北榜之争。
受电视剧影响，很多人误以为南北榜案发生在明朝立国初期。
但实际上，此事件发生于洪武三十年，是明朝的第六次科举。
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洪武四年（1371年）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开科五次，共录取820人。
“北五省”，即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合计上榜209人，约占总录取数的四分之一。
另据《明史·食货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约6054万人。
北五省合计约1512万，占比差不多也是四分之一。
万历年间人口密度图
展开剩余92%很显然，南北榜案前的五次科举，南北方录取比例与人口占比，大致是相匹配的。
然而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第六次科举，这一平衡被打破了。
当年三月，殿试结果公布：51名（也有52人、53人的说法）新科进士，全是南方人。
准确的说，上榜者主要来自江西（18人）、浙江（17人）和福建（9人）。
其余各省，要么全军覆没，要么仅有一两人。
就连当时人口最多、素以文风日盛著称的南直隶，也只有一人上榜（江苏0、安徽1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放榜后没几天，参加考试的北方士子便联名上访，举报主考官刘三吾。
说湖南人刘三吾，玩忽职守，偏袒南方考生。
当时还有传言，称主考团队收了钱，故意搞“地域歧视”。
一时之间，谣言是满天飞。
消息传到朝堂，亦是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恳请朱元璋彻查。
上一科状元、时任侍读学士的张信怀疑此次科考有鬼，主张调查。
朱元璋遂下诏，命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正字董贯、司经局校书严叔载、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以及新科状元陈䢿、榜眼尹昌隆和探花刘仕谔，组成“调查小组”，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士子入仕。
这12人的调查组，清一色的南方人。
朱元璋让南方人复查，意思很明显：第一次阅卷，结果令我不满意。但已经上榜的南方进士，大可放心，你们全部都能留用。调查组先看看以刘三吾为首的主考团队的录取工作，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补录若干北方学子，平息事端。
赵秉忠（山东人）状元卷，全国唯一现存的明朝状元卷
以朱元璋的性格而言，毫无疑问，这是非常大的让步了。
调查组领旨后，经过数日的复核，认为整个会试、殿试的工作流程没什么问题。
诸如糊名、誊抄，都很规范。
可在增录北方士子入仕的问题上，张信等人却坚持维持原取。
理由是北方士子的答卷，文理不佳，且有犯禁忌之语。
为了让朱元璋相信北方士子都是垃圾，刘三吾还抽样上呈了一些试卷。
不出意外，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
落榜的北方士子不认可调查结果，朝中的北方籍官员亦是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
朱元璋更是大怒，将张信凌迟处死。
陈䢿也因复审时，没有明确批语，被定为“有惑圣览”，判处流放，终受牵连被杀。
这位新科状元从龙标夺归，到人头落地，也就相隔一个多月、
调查组的其余诸人，也大多被发配流放，只有侍讲戴彝和新科榜眼尹昌隆免罪。
这两个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补录了一些北方士子。
至于主考官刘三吾港陆证券，则被定性为“蓝玉余党”，发配西北。
朱允炆继位后，召还刘三吾，复原职，主修《春秋大成》，不久卒。
为什么头号责任人刘三吾是流放，张信和陈䢿却要人头落地呢？
原因很简单。
朱元璋让陈䢿、尹昌隆、刘仕谔进入调查小组，即表明他认可新科进士们的才华。
而从朱元璋指斥刘三吾为“蓝玉余党”，可以看出，刘三吾貌似没什么把柄。他顶多就是疑似学术舞弊。
但张信、陈䢿这两位状元郎的问题就严重了。
领导既然已经发话，要求增补几个北方学子，下属照办就是。
大明朝堂，还安排不了几十个人的工作岗位？
同朝为官，你好，我好，大家才能好嘛。
并且补录考官也是考官，与新晋进士乃师生关系。朱元璋显然有意引导南北方的读书人多亲多近。
榜眼尹昌隆理解了朱元璋的意思，所以不受牵连。
而调查组的其他人，却不能体会朱元璋的用心良苦，顶着不办。
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暗讽大明洪武皇帝励精图治三十年，北方还越来越差了？
如果仅仅只是针对北五省，倒也罢了。
江南的应天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可是天子脚下，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压根不存在饱受战乱、教育落后的情况，怎么也被“剃光头”？
因此张信等人的行为，不管是不是有意，都是在公然挑衅皇权。
如果朱元璋不处理，将来朱允炆即位，已证明潜在朝中的“南党”文官势力就会说：太祖皇帝都默许了，您折腾个什么劲儿啊？
只怕是明朝后期的结党营私，会大幅度提前。
平心而论，虽然朱元璋杀人偏多，但南北榜案这个事，不管换哪个开国皇帝来处理，都会这么办。
毕竟科举的第一目的是维护统治。
朝廷必须保证两京十三省的读书人，都有上岸的希望。
如果因为某几个省的读书人霸榜，导致北方士子弃坑，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当年宋朝有一个叫张源的士子，一路考到殿试，结果被黜落。
张源意不能平，去西北投军，又被韩琦嫌长得丑，疑而不用。
一身才华难以施展，张源遂改名张元，叛宋投夏，给北宋造成了极大麻烦。
自此之后，宋朝改革科举，只要能进殿试，就不再黜落。
到了明朝，更进一步，只要考中举人，即便中不了进士，余生也能衣食无忧。唯恐人才因为屡举进士不第而投敌。
展示了自己的帝王权威后，朱元璋亲自策问。
钦点韩克忠（山东人）为状元、王恕（陕西人）为榜眼，焦胜（山西人）为探花。
因为是六月公布的结果，是为“夏榜”。
又因所录61人全部是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朱元璋还没来得及制定科举改革方案，便驾崩于应天皇宫。
明朝开启"南北分卷”，已经是朱元璋死后二十多年的事了。
在此期间，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取代了朱允炆。
而朱允炆和朱棣继位之初，又都视南方文官为盟友。结果，南方文官就整出了两次空前绝后的科考盛举。
建文二年（1400年），明朝举行第八届科举。
来自江西吉安府的胡广、王艮和李贯，包揽一甲前三。
永乐二年（1404年）的甲申科殿试，状元曾蓕、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全部来自吉安府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科的会试主考官解缙，也来自吉安府。
这种情况当然是合法的。毕竟《大明律》没有规定考官和考生不能是同乡，也没有规定殿试前几名不能是同乡。
但合法，不代表合情。
明仁宗朱高炽就曾说过：“南方学子擅文词，文章可以写得更漂亮。北方学子作文朴实厚重，更擅长经义方面的内容。”
这就意味着，一旦考官对文风有所偏好，或者在题目上故意偏向于某个方向，很有可能会对录取结果造成巨大影响。
此等制度性舞弊，可远比公开舞弊更恶劣。
所以仁宗即位后，采纳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江西吉安泰和县人）的建议，开始分南北卷取士。
即会试阶段，南、北方举人的试卷分别呈阅。
南卷占60%的录取名额，北卷占40%。
接下来的殿试环节，就不分南北了，统一按照成绩排名。
由于殿试不会黜落，所以并不影响进士名额。
而南方士子的水平确实高，尤其是江西、浙江、南直隶的士子，几乎瓜分了状元名额。
但这确实是凭实力得来的，北方也认可这个结果。
到了宣德、正统年间，又分为南、北、中卷，比例调整为南卷取55%、北卷取35%、中卷取10%。
此后，明朝的历次科举都大体按这一比例取士。
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为分省录取，并影响至今。
站在今天，应该如何看南北榜问题？
首先得承认，南方经过几百年发展，经济、文化的确要比北方好。
但需要注意，“南北榜案”这个名字，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今天的人，习惯性地以地域划分立场，见到“南北榜案”，以为是南北之争。
然而事实上，洪武年间，除了浙赣闽三省，其他南方地区也都是陪太子读书。
闽浙赣三省，属于朱熹学派影响至深的地方。
如果考官也是朱熹学派的徒子徒孙，文风相似，自然就会倾向于自己人。
这种情况持续了持续了多年。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春榜，更像是南方学阀觉着朱元璋老眼昏花，试探老朱还能不能把持权力。
朱元璋确实老了，所以一开始做出妥协：承认结果，只希望加几个北方士子，这事就算糊弄过去了。
众人一看，皇帝硬气了一辈子，现在居然妥协了，看来真的老了嘛？于是便决定再进一步，试探朱元璋的反应。
结果碰了钉子，流放的流放，砍头的砍头。但因为没有连坐，牵扯面不广。
等朱元璋驾崩，这帮人继续试探新皇帝的反应。
建文、永乐时期，开科九次，江西、浙江、福建，依旧是大赢家。
好在有朱元璋临终前的表态，其他省份不至于再被剃光头了。
这其中受益最大的，自然是南直隶。
洪武之后，南直隶的上榜率呈爆炸式增长。
仅永乐二年港陆证券，江苏、安徽的录取人数，就超过了整个洪武时期。算是恢复到了历史正常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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